雖然智慧型手機的使用通常會取代勞動力，但是生產這些手機以及其他電子設備（譬如平板電腦）仍然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我們卻很少聽到電子產業的這個面向。人們對製造智慧型手機所需的勞動力了解不多，這是因為智慧型手機是在遙遠的地方進行製造和組裝，而那裡的勞動力成本只是我們這裡的一小部分。全球化允許我們對勞動力價格套利──這正是智慧型手機在世界各地由廉價勞動力組裝和製造的原因。
如果你停下來想想組裝一支智慧型手機需要耗費多少勞動力，那麼你就會意識到，這會比最初想像的還要來得多很多。首先，包含安卓（Android）軟體技術的晶片組必須手動安裝到手機殼中。其次，晶片組必須手動連接周邊設備，再連接到數位顯示器、相機和喇叭。一旦完成這些步驟後，設備還必須手動密封。整個生產過程中唯一自動化的部分是讓機器將手機背板蓋在主機外殼上。然後，在最終重新密封整台手機之前，智慧型手機必須在生產線上反覆拿取幾次，才能將相機鏡頭正確安裝在手機外殼上。
此外，手機的實際組裝只是整個生產過程中的一半而已。另一半則是在工廠中測試手機，而這個過程同樣是勞力密集型的工作。組裝好的手機必須先使用外部電源進行手動測試，然後再使用手機自身的電源進行測試。所以，智慧型手機雖然可能會顛覆過去的商業模式，但製造手機的方式（工人們在很長的生產線上辛苦工作）仍然毫無疑問是老派的。
智慧型手機和iPad等產品可能是在美國矽谷所設計，但它們肯定不是在矽谷所生產製造。隨著時間的進展，像蘋果這樣的智慧型手機主要製造商已經完全退出了其製造業務。相反地，他們是依靠遍布全球的供應鏈來製造和組裝手機設備。看不見就不會關心──至少對蘋果的客戶來說就是這樣。在全球供應鏈方面，這家總部位於加州的電子公司是公認的產業領導者，其股票市值高達一兆美元。如今，對蘋果公司的旗艦智慧型手機而言，幾乎所有零組件的製造和組裝都是在海外進行。
蘋果公司的執行長（不論是創辦人賈伯斯還是現任的庫克）都曾為該公司的外包生產行為辯護，聲稱這不再是為了獲得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反之，他們辯稱公司之所以需要離岸供應鏈，是因為中國能提供靈活而高技術的勞動力。
很難知道庫克對「低薪」的定義，但一點八五美元的時薪似乎符合低薪的標準。這個數字是監測中國勞工工作條件的非營利組織「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r Watch）滲透了蘋果在中國的主要供應商之──和碩聯合科技集團（Pegatron Group）後所發現的。中國勞工觀察組織對蘋果公司全球供應鏈的看法，與蘋果公司總部（位於加州庫比蒂諾）所描述的截然不同。
和碩集團在上海的大型工廠聘僱了多達十萬名工人，生產數百萬支蘋果公司最新款的iPhone。中國勞工觀察組織發現，和碩的員工經常被要求連續工作十八天不能休假。賈伯斯和庫克提到的那些靈活而高技術的工人經常於輪班時在生產線上睡著，而輪班時間平均在十二到十六個小時之間。
蘋果的競爭對手三星（Samsung）在使用廉價勞動力方面也大同小異。這家全球最大的智慧型手機製造商最初是在韓國生產手機。但韓國的薪資太高，無法保持競爭力，因此公司將部分生產外包到了越南。越南現在生產三星一半以上的手機。相比之下，韓國只生產百分之八的手機。
智慧型手機製造商不斷在追求廉價勞動力，而越南並不是這些公司所嚮往的唯一生產地。最新的智慧型手機生產國是印度，因為該國為製造商提供的勞動力甚至比中國、韓國或越南都來得更便宜。小米、華為、聯想／摩托羅拉（Lenovo/Motorola）等中國科技公司都在印度建立了製造工廠。印度還吸引了很多其他公司。三星是印度最大的智慧型手機製造商，而LG、微軟（Microsoft）、華碩（ASUS）和福邦科技（Micromax）等公司也在印度建立了生產基地。
中國企業的利潤不僅是來自於壓低組裝線上生產工人的薪資。雖然矽谷的薪資持續停滯不前，但是如果你是在高科技產業工作，你仍然會寧願待在加州而不是前往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在中國蓬勃發展的高科技產業中，勞工被期望做到所謂的「九九六」工作制──也就是每週工作六天，從早上九點工作到晚上九點。每週七十二小時的工作時間已經成為該國科技產業的標準。許多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億萬富翁都極力為此制度辯護，理由是這是中國科技產業保持國際競爭力的唯一方法。
阿里巴巴公司的億萬富翁創辦人馬雲（Jack Ma）不僅為這種做法進行了辯護，還將此稱為一種幸運的眷顧（沒有人去問過阿里巴巴公司的近七萬名員工對自己如此「幸運」有何感受）。另一位在高科技產業起家致富的中國億萬富翁劉強東（Richard Liu）則將抱怨這種做法的員工稱為「懶鬼」，並聲稱如果員工不遵守「九九六」工作制，他的公司京東（JD.com）就無法保持商業上的成功。
這種做法最初與華為公司有關。華為一直是國際公認且最成功的中國高科技公司。華為要求員工必須長時間工作。而科技產業普遍將該制度視為一種重要的商業優勢，因為這讓華為能夠以低於愛立信公司（Ericsson）等競爭對手的價格來競爭。
全球化的割喉經濟自始至終都影響著消費者科技的生命週期。一支普通的智慧型手機含有多達八種稀土材料（事實上稀土並不那麼稀有。它們比起黃金和白銀等貴金屬要來得更常見，但是通常很難達到具有商業價值的濃度以供開採）。除了稀土元素以外，普通的智慧型手機還含有鋰和鈷。而用於製造智慧型手機鋰離子充電電池的鈷，有百分之六十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據估計，那裡有四萬名童工在被委婉稱為「手工礦場」（artisanal mines）的地方尋找鈷。鈷原料一旦被開採出來，就會在越南的工廠裡精煉並組裝成智慧手機零組件。這些零組件隨後被送到中國的組裝工廠，生產出最新款的蘋果和華為手機。
在製造完成之後，手機會被運往世界各地，然後註定在大約兩年後成為垃圾。諷刺的是，數位革命拯救了數百萬棵樹木。雖然許多公司都會以環保的理由要求將你的紙本帳單換成電子帳單，而經濟數位化也的確減少了紙張的使用，但是這也造成了堆積如山的電子垃圾。聯合國大學（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的一項研究發現，在二○一六年世界產生了至少四點三三億噸的電子垃圾。截至目前為止，電子垃圾是世界上成長最快速的垃圾種類，其成長速度是塑膠垃圾的兩倍。
全球智慧型手機使用者的人數就是電子垃圾不斷成長的強大驅力；二○一八年，智慧型手機的全球銷售量超過十五億支。但讓這些電子垃圾成長得更快速的原因，則是因為大多數的生產設備（包括製造這些手機的工人）都是消耗品。不斷下降的價格以及強化的科技（以及過時的設計）持續鼓勵消費者升級他們的產品。其結果就是全球數以億計智慧型手機的庫存也在穩步成長。
許多過時的手機最終回到了生產它們的同一個國家。這當然並非巧合。這是當今電子產業中緊密結合的供應鏈其良性循環的一部分。就如同所有的全球供應鏈一般，這些產業的基礎都奠基於同樣的因素──廉價勞動力。
巴塞爾行動網路（The Basel Action Network）（這個非政府組織致力於打擊從已開發國家出口到開發中國家的有毒廢棄物）估計，在美國高達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回收的電子垃圾會被送上貨輪，送到中國汕頭地區的貴嶼等地，或是送到在印度的德里（Delhi）和班加羅爾（Bangalore）。而送到這些地方之後所發生的事，與大多數人想到回收工廠時所想的不同。在那裡，廢棄的智慧型手機會被手工粉碎，以提取其中所包含的貴重金屬和其他有價值的金屬：為了回收鎘，電池會被砸碎；而電路板則在露天的鉛溶液中煮沸，以獲取其中的金銀薄片。
貴嶼長期以來一直享有世界上最大電子垃圾場的「殊榮」。該地區有成千上萬的工廠在拆除電子設備，並從中提取有價值的材料，例如鉛、銅和金。該產業聘僱了成千上萬年齡各異的員工，每年拆除超過一百六十萬磅的電子產品，包括手機、電腦和家用電子電器。平均而言工人每天只能賺到一點五美元，且需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如果說生產電子設備的背後是廉價勞動力，那麼在回收電子設備的背後則是更廉價的勞動力。
有趣的是，中國的億萬富翁似乎會同意西雅圖抗議者的觀點。該觀點認為，全球化的回報將會落在逐底競爭的勝利者。
( 本文摘自傑夫 · 魯賓《我們成了消耗品：全球化海嘯中被吞噬的中產階級》，時報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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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總編輯的亂世工作筆記(二)：有幸能夠對著強權偶爾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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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2, 2021 at 06:37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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